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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鸣鹤无奈摇了摇头，他是来考试的又不是置气的，再说总归是他调戏在先，便不理会那男子，只是提笔誊抄。
过了一刻，皂隶又是举起长柄牌，如今牌上贴的是，“裁冗官论”，这是一道论题。
秦鸣鹤考前便知，府试只考本经一道和论一道，如今皂隶再举牌，说明有考生早已做完了本经题。
果然是不能和古人比啊，秦鸣鹤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，又提笔在草卷上写下论题。
秦鸣鹤放下毛笔，细细算了算，明朝立国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余年，宗室繁衍昌盛，从洪武年间的五十八人（亲郡王）到弘治初年的二千余人，增加约有四十倍。（明史汇编）
而弘治朝，文官时有二万余人，武官八万余人，与洪武比较又增加四倍有余，赐荫官、带俸闲增加竟是十倍有余，在地方上一个县的衙役有时竟多至五百余人。（论文，明代吏员制浅析）
而在成化年间，又开始大大增加传奉官，竟使得吏部尚书尹旻等“无旬日不赴左顺门侯接传奉”。（明宪宗实录）
在成化二十一年，因星变之故，石巍等人劾奏李孜省并弹劾传奉官，称其为“招天变之甚者”。（石巍传记）
在弘治年间，又在太常寺、大恩寺、通政使司、太仆寺等增加传奉官近三千余人。（孝宗实录）
而据邸报中户部所奏，“时有地亩四万万二千”，（后湖志）而在洪武则是一万万，增加不过四倍，人口却比洪武少了八百万，何其荒谬。
国家财政收入还有商税、盐税、茶税等做补充，可是相较洪武而言，却是难上太多。
说实话单从冗官入手，对国家的财政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，只想着节流而不去开源，财富总有用尽之时。
不过秦鸣鹤不会也不想写开源之法，单就事论事即可，没必要惹了文人士绅拿他做法。
蘸墨写道，
“设官分职详于周礼，其时官有三百六十，自天官冢宰以降，里胥党正悉有专责，无一可裁者。
越及暴秦古制不复，汉唐而后捐纳例开，至皇朝，官弁集于京师者动以千计，胥吏苟于州县辄以万计，上以耗国帑，下以剥民财，日侵日削而国家亦因以坐受其空匮矣。
盖以天地之生财有数，国家之岁入有经，故而终岁应办之计者，首岁之倡。
盖生财之道未甚周，节财之道未甚尽，一岁之入仅足以充一岁之用，冗员骤而杂泛以升，则未免厚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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